巫統黨爭-附錄(一) - Malaysia Bukit Pa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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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統黨爭-附錄(一) 簡體中文

歷史告訴我們,巫統和回教黨是左鄰右舍,既鬥爭又合作。它們曾經擁抱在一起,也曾經短兵相接,卻相安無事。而黨員的來來往往,屬家常便飯,當著搬家而已。但它們一舉一動,所作所為,卻牽動華人社會,影響我們未來的命運,又怎能說安華事件與華社無關呢?

1998年是馬來西亞政局急速變化也令人眼花撩亂的一年。整個形勢因為安華依布拉欣在1998年9月2日被革職而為之一變,所牽動的不單是馬來西亞,甚至連國際社會也表達關注;尤其是傳媒更不曾放鬆而作出不間斷或間歇性的報導。理由是它不被視為簡單的革職事件,而是一椿大事。

但是華人社會怎樣看待安華事件?它所帶來的迴響和震盪又是甚麼?初時,人們說這是馬來社會的高層政治鬥爭造成的結果,與華社沒甚關係。也有人說,它是一陣漣漪,時間過幾個月,又回復平靜,大可不必認真正視之。

現在事情已從去年9月拉到今,事態越發深入,已不能簡單歸類為馬來社會的事。更不能視之為高層的政治遊戲。它所引爆開的一連串的問題和反響,正逐漸影響到每一個人。特別是馬來社會,已把問題深化,並提到每日的政治議程。這是從來未有的現象。安華革職非同小可,給政壇帶來了變數,也給執政黨造成壓力和心理負擔。

我們無需諱言和把問題掃進地氈,藉故視而不見,以為這樣問題就解決了。當然有人希望用時間來衝淡安華效應的激盪。但是,這畢竟不是很有效的,因為在喋喋不休的當兒,我們又聽到大選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了。

要認識安華現象和人心的浮動,我們有必要剖析馬來政治的變遷和華人對國家政治的心態。這樣或者華社有個定位來研究安華究竟為甚麼會掀起政治千層浪,一波又一波的翻滾。

我們不必存有甚麼偏見,但也不必掩蓋事實。大人物天天高唱“一切如常”是政治語術,小人物附和粉飾一番也不過是“嗡嗡叫響”,對我們認識問題的本質沒多大幫助,談不止解決癥結之道。

(一)華社看待巫統的成立

說到安華事件一定要先從巫統談起。1946年,拿督翁成立巫統(馬來人統一機構)(UMNO)真正的訴求和目的是要凝聚馬來人的力量,反對英殖民政府倡議的“馬來邦聯”(MALAYAN UNION)。因為那時馬來人看到這一政制若一旦推行,對馬來人不利,且危及各州蘇丹的地位。於是雙方結合起來,成為政治主流,與英國重新規劃政治制度。

在那個時候,華社基本上通過商團的領導來表達意願,民族意識並不高,因為有很多華人抱著移民的心態,來此是謀生,不是搞政治的,而政治這碼事,留給在那時存在的馬共,以訴諸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未來,因此對英國人提出的甚麼政改,不顯得熱衷,並認為充其量不過是英國人要維護既得利益的政治花招。

既然華社缺乏參與英國玩政治遊戲的主導力量,反之,英國也對華人有所戒心(英國人擔心華人傾向中共那一套政治鬥爭),安全之道是借助巫統的力量,結合各州蘇丹來換取英國人可以同意的政改。

巫統逐漸地納入英國人認可的政治結構之中。華社之中,只有上層人物和組織被英國所接納,其他的被視為沒有政治目的或懷有革命的政治目的歸類,不是英國人所要爭取的力量(除了在抗日時期,英國人要借馬共的抗日軍來打擊日本蝗軍外),正是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英國人有一個時期對巫統所代表的“權威”是有所遲疑的。那就是在1951創黨人拿督翁離開巫統,另創“馬來亞獨立黨”。他們以人作為合作對象,把較多的支持移向拿督翁。

這個時期的拿督翁走的是多元種族的路線,他要成為全民的領袖,而不是一個種族的領袖,包括陳禎祿領導的馬華公會,初起給予積極支持。很可惜的,他鼓吹的多元種族的政治在1955年的競選宣告失敗(獨立前的有限度選舉)。

對拿督翁的政治遠見起著有強烈負面作用的是李孝式,他背著陳禎祿而率雪州馬華公會嘗試與巫統合作參加選舉(先是在1951年隆市政局選舉,巫統和馬華的聯盟取得勝利。給巫統找到一條可通過鬆弛合作來取得執政權的可行性),結果這種合作被証明得到支持,而拒絕拿督翁的多元性政黨,激起拿督翁後來又走回馬來民族主義路線。

如果當年拿督翁的政治遠見獲得成功,今日的馬來西亞將是另一種政治結構。但他的失敗也印証了在社會條件不成熟底下,提出跨越種族政治是一種不為人理解的政治信念。

既然巫統找到合作底下有其優越性,在不損失馬來族群的主導地位下,與其他族群的政黨合作沒甚麼大不了,又能各自維持原有結構。這一主導思想促成了我們今日的社會種族結構存在於政治上連繫合作。當然有主次之分。

如果我們根據歷史的不完整紀錄來分析因果,得到的答案是因為李孝式(後來成為東姑內閣的財政部長,他也是李裕隆的父親)被當時的拿督翁輕視,不受邀請參加“馬來亞獨立黨”成立大會(拿督翁邀請陳禎祿主持儀式,以顯示要走多元種族路線)。他一怒之下,勢找尋勢力不強(因拿督翁離開巫統,勢力大受影響)的雪州巫統合作,結果一拍即合,更奇蹟般在隆市政局選舉中勝出。

東姑阿都拉曼拉任巫統主席後,看到這種合作的有利性,索性拉攏陳禎祿把整個馬華公會倒過來。於是華巫合作的政治媒介──“聯盟”宣告誕生,更乘勝追擊在1955年選舉中囊括52席選舉中的51席,奠定了執政的基砫。跟著進一步爭取到英國人的信任,轉而支持聯盟,放棄對拿督翁的“馬來亞獨立黨”(后改名為國家黨)的支持。

在初期,華巫合作的情況是平起平坐的,後來議員以馬來人為多數,加上各州統治者原本就是馬來社會的團結核心,巫統自然形成政治主流,馬華公會逐漸靠邊站。

1957年的獨立,除了確定東姑的領導地位外,同時再次確定巫統的主導地位。即使馬華公會在1958年因林蒼祐的上台,力圖爭取三分之一國會議席,以阻止巫統自行修憲,還是宣告失敗。因為東姑找到了能與巫統合作與妥協的另一派馬華公會的“反林蒼祐的人”,這批人的代表人物是陳修信(陳禎祿兒子)。

換句話說,從那個時期(1959年大選後)起,處於主流的政黨是巫統。被視為馬來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執政權,其他雖然聲稱是代表馬來社會的政黨是回教黨和人民黨,畢竟力量有限。

回教黨和人民黨同樣走馬來民族主義路線,一個以宗教為主導,另一個以思想為主導。

巫統恰恰是介于宗教和民族主義之中,顯凸了其民族色彩,更能輕易抓住馬來人的心。因為巫統使他們感覺到能在實質上維護和照顧馬來人的利益,而且與其他種族政黨的合作,不僅具有全民代表性,同時也反映了是馬來人在領導聯盟和國家,因此他們對巫統的支持是誠心投入的。

(二)華社難動搖巫統地位

儘管在獨立後出現的“社陣”,同樣有其種族結合的形象,但影響力在華社尤勝於馬來社會,對巫統不構成大威脅,而某些程度的威脅卻反映在城市的人民偏向反對黨。

巫統的以“農村包圍城市”和社陣的以“城市建立基地”成為強烈的對比。這個形勢的湧現,促使與巫統結合的政黨,尤其是馬華公會不得不尋求混合選區或馬來選民佔相當比重的選區參加競選。

這個協商與折衷安排,構成今日馬華公會被指責的課題。它被指斥在獨立後長時期躲在有巫統庇護的安全區勝出,而宣稱代表華人。

由於有這獨特的微妙安排,馬華公會即使面對華社的大責難,也沒有全然倒下。最明顯的例子是1969年“513”事件前的大選,馬華只剩下13個國會議席,在華人佔多數的選區幾乎慘敗。

馬華公會面對的窘境是有歷史因素的,如果它不屈從於巫統,它的參與執政的條件可能不存在;反之一旦它默認了巫統的領導權,則萬事有商量,即使面臨困境(議員人數減少),巫統不想棄之而去。513事件後,馬華繼留在內閣即為一例。又如推前在1959年全國大選後,馬華在檳州的州議員未多過巫統,同樣讓馬華的人擔任首席部長是為二例。

當我們這樣看問題時,華社一般人的看法是鞭策馬華公會,斥它未敢代表華社爭取權益,但沒有去深一層考慮整個政治結構不是取代馬華就能解決問題的,因為居主導地位的是巫統。

因此華社又有了另一種看法:巫統是馬來社會的事,華社無法影響和動搖它。換句話說,巫統在1957年獨立後已是定型了的,怎樣選都是多數席,一定繼續執政。除了參與其中外,沒有抗拒的能力,更遑論有改變政局的可能性。

華人社會在種族藩籬下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他們越不過這一道關卡。唯一可採取的是用懲罰性的行動,削弱巫統的友黨的力量,讓巫統感覺到華社的不滿,從而迫使政府改變某些政策或賦予華社更寬大的空間獲取權益。

例如1963年新加坡加入大馬,李光耀的意願不是取代巫統,而是要取代馬華,來和巫統合作。結果1965年新加坡被促脫離大馬而獨立。李光耀的心願落空了。

又如1964年,社陣中的勞工黨也是以打擊馬華為主要手段,希望通過人民黨在馬來社會的坐大,躍居成執政黨,但未能如願以償。

再如1969年民政黨在檳州崛起,把馬華打得落花流水,結果是林蒼祐選擇與巫統合作,取代馬華在檳州的地位,還是改變不了民政黨的屈從角色。

至于民主行動黨的鬥爭(直接的)對象是馬華公會,後來因民政加入執政集團(由聯盟擴大成國民陣線),又加多一個打壓對象,當然也包括對付國大黨,這或多或少延續了李光耀的鬥爭目標,最終要取代馬華公會和民政黨。可是這一行動又阻力重重。再加上行動黨自身的人事因素,一直未如曾實現。

如果讓行動黨成功地取代馬華和民政,它最終的選擇不會是與巫統對抗,而是尋求新的合作,或者會要求較好條件的合作。可是這只是構想,還未成為事實,我們暫不作此研究。

(三)巫統政策牽動華社權益

本文所要指出的一個重要點,國家獨立了近42年,華社還是在舊圈子裡打滾。華社可以忘記左派曾帶給的理想,但華社不能忘記他們所要的權益,我們的權益在那裡呢?說穿了就是希望處於主流的巫統採取較開明和較公平的政策,讓華社感受到處在和生活在一個權利不受忽視和被箝制的陰影中。

這就判定華社的前途是與巫統的政策息息相關的。如果巫統傾向一個全民政策而不是一族的政策,則少數民族就看到光明。

反之,如果巫統因為要應付馬來社會的鼓噪,轉以馬來社會利益為第一位時,難免會有意或無意;有時或偶爾無法思及其他族群的願望和感受。

華社對巫統不敗的看法,更在1990年的大選後表露無遺。當年東姑拉沙里率大軍脫離巫統,另起爐灶成立46精神黨。接著與行動黨和沙巴的團結黨合作。當然也包括與回教黨合作,組成人民陣線來全面抗衡執政的國民陣線。

華社在那個時候表現較馬來社會更熱衷,更大力提倡實現兩線制(兩黨制),不讓國陣坐大。很多人認為這是推進民主議程的最佳途徑,投票反映華人給予相當大的支持(從行動黨贏取可觀的議席看出來),可是馬來社會並不這樣看待問題,除了在吉蘭丹表達回教黨與46黨的合作全面擊敗國陣外,在其他地區,國陣仍以大多數席取勝,尤其是巫統勢力,如老樹盤根,46黨根本動搖不了。

人們對兩線制的理想破滅了,46黨不是巫統的取代者,只能在吉蘭丹州與回教黨合作扮演次要的執政角色。

即使1995年大選,東姑拉沙里試圖捲土重來,走回馬來路線,以馬來人46黨姿態出現,但又再一次嘗敗績。行動黨跟著也慘遭打擊。

社陣打不倒聯盟,東姑拉沙里取代不了馬哈迪醫生,有意無意中讓人得到一個烙印,巫統是若固金湯的,馬來人不會放棄對巫統的支持。

雖然如此,時局不是恆久不的,1998年安華事件後卻啟開一個意想不到的變數,甚至包括執政黨也抓摸不住下來還會發生甚麼事。

在這方面,我們有需要認識馬來社會和巫統的連帶關係以及其他馬來政黨,尤其是回教黨互動的局面,這對我們了解所處的地位是有幫助的。

事實上,在今時今日,不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都要比較客觀地看待安華衝擊的迴響,不能再用過去的眼光和根據歷史的事件來下判歷史重演,但情況不一定一樣。

(四)馬哈迪在巫統鬧革命

我不想把歷史扯得太遠,就只談“513”事件後的演變,剛好距離今年30年。

30年來,巫統催動的馬來社會已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起因於馬哈迪醫生一封炮轟東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和第二任巫統主席)的函件被廣泛流傳。

馬哈迪大膽地和毫無顧忌地抨擊東姑領導的政府忽視馬來人的利益,造成馬來人生活在貧困中。這種在當時被視為“叛逆”的言論。在今日看來卻是“革命”性的行動,敲醒了馬來人的腦袋,重新評估他們的處境。

馬來社會的不滿,終於找到發洩的對象,那就是注定東姑要成為犧牲品。在1971年,被迫正式退位,讓位於副手阿都拉薩。有人形容這是一場“宮庭政變”,實際上,這是一場馬來社會的“政治革命”,他們要巫統注入新生的力量來改變舊有的秩序。他們不拋棄巫統,是因為巫統內有更多的人同意改革是完全需要的。東姑執政了12年,大權旁落。代之而起的是阿都拉薩,他第一次不含糊地宣告“以黨治國”,國家的生存與巫統唇齒相依,順著提出影響深遠的“新經濟政策”。

從拉薩時代開始,華人社會看到的是巫統不斷強大。在他之後的胡先翁乃至馬哈迪,都在歷屆的選舉中穩操勝券,所贏得的是三分之二大多數席,牢牢控制國會,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巫統的權威,其他參加國陣的成員黨都附屬在巫統而分享一些的權力。

人們又有這樣的觀念,處心積慮取代巫統是多餘的動作,你想擠入執政團中,唯一的途徑是與巫統合作,加入國陣,別無他途。

相同的,馬來族群視巫統是代表馬來族群的最強大的政黨。以執政黨的身份在歷屆的大選屹立不敗,很多馬來精英的份子紛紛入黨,自然而然,很容易取得馬來社會的共鳴,招收黨員完全不成問題(據知巫統黨員已多達2百70萬人)。

馬來社會或者認定他們的前途繫於巫統的未來和決策,甚至連原先不與巫統認同的安華依布拉欣,在勸服下也加入巫統,藉此獲得權力來推展其理想。

在馬哈迪(1981年起)主持下的巫統和領導下的馬來西亞,不知經歷多少次的革命性改革,最爭議和激進的行動是削減統治者的權力,將之納入國會和民選政府手中。

在一連串的革命運動中,馬哈迪不忘給巫統注入了回教的力量和崛起成為領導回教復興運動的佼佼者。他起用安華(一位回教復興運動的年輕領袖),加入巫統明顯地突出巫統與回教興革是分不開的。

由此而分析,巫統在實質上與回教黨的鬥爭路線沒有太大的分別。1972年拉薩能成功拉攏回教黨加入國陣,參與中央執政,是証明兩黨有許多共同點。後來又因策略和人事上的問題,在1978年宣告仳離,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但巫統不曾全面摧毀回教黨,也沒有這個必要,頂多曾給予致命的打擊。過後回教黨又恢復元氣。兩者之間是既合作又鬥爭的。他們有共同的回教觀,卻又在政策的推行上有所不同。如果他們要合作,條件是存在的,馬哈迪在安華的配合下,曾與回教黨有過私下商議,減少公開對抗,相互敵視,只是未能取得重新攜手合作。

再下來看,當東姑拉沙里於1987年爭奪巫統領導權失敗後,率眾另立新黨──46精神黨。(請注意,46即意味著是巫統的誕生年,這個黨在政綱上是巫統的翻版,差在領導人不同。)

接著46精神黨很快與回教黨結盟,參加1990年的大選。

即使選舉成績46黨大失所望,依然再一次印証巫統黨人與回教黨人是不難達成共識的,他們是左鄰右舍。抑有進者,東姑拉沙里在1995年大選前,更將黨名改為46馬來人黨(這與巫統創辦人拿督翁在1951年離開巫統,創立馬來亞獨立黨,不幸在1992年參加隆市政局選舉失利,不得不從多元種族政黨走回馬來民族主義路線,將黨改名為國家黨,顯凸馬來人色彩同出一轍),期望在大選中能獲得較多馬來人的支持,可惜再次落空。

到了1997年,在馬哈迪的感召下,東姑拉沙里不是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回巢──重返巫統,而是形勢迫使他解放46馬來黨,集體回到巫統,反正鬥爭目標並無二致。

我們不難理解,在馬來社會中,巫統和回教黨的人事交叉和來來去去不是大不了的事,反正沒有人當著“背叛”來看待,一樣是馬來人的政黨。

(五)安華事件震驚國內外

就在我們沒有去估計形勢會否再有大變化的時刻,突然平地一聲雷,安華事件爆發,形同在國家,尤其是馬來社會引爆威力十足的炸彈,每個人都感到愕然,甚至有不知所措之窘(雖然較早前已有各種傳言和信件書刊對安華極不利,卻未有動靜,表面一切如常)。

以馬哈迪不斷變革的政治手法和強人政治的手腕,他認為革除一個由他自己栽培起來的副手不是大不了的事。頂多是短暫的痛,不是長久的傷。(即使連東姑拉沙里和慕沙這樣難纏的黨領袖作窩里反,也鬥不過馬哈迪,那麼安華又算得了甚麼天大的事?)

出乎意想不到的是,事態的演變完全不按馬哈迪的一方走,也不在安華所想到的迴響,他們兩人從“政治師徒”一下子正面交鋒變成“政治仇敵”。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卻是“驚天動地”的大變化,離開了他們兩人主觀上所想到的結果和判斷。

綜觀安華在革職(1998年9月2日)後,推動的群眾力量,展開其ROAD SHOW(疾呼“烈火莫熄”)來看,其人潮之洶湧大大超越所有人的評估,可能連安華也不敢相信短短10天內,竟捲起政治“千堆雪”。

平心而論,馬哈迪在革除安華時,必然有先衡估時局,且在事先做足功夫,確保沒有重量級的人跟隨安華,最多是巫青團內的一些人,才決然下重手。

當對峙的場面益發尖銳時,馬哈迪不得不大力反擊,試圖通過法律的途徑來解決安華問題,平息論爭。這之中的正面交鋒高潮迭起,一浪接一浪,不知該如何收場?

表面上看,沒有巫統高層與安華共鳴及共浮沉,也沒有國陣成員黨給予同情和支持,有的是安華憑其個人魅力在強烈反彈,但安華很快在巫統之外找到共鳴的對象,那就是回教黨,在野政黨和非政府組織。他們組成了一個陣線,全面向馬哈迪政權作猛烈的挑戰。

這回又再一次印証回教黨和巫統不過是鄰居。

任何一方可以很快收放(就如團結東姑拉沙里和放離東姑拉沙里回巫統,回教黨未對此事向巫統惡言相向)。其實,巫統和回教黨人長期以來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他們可以坐在一起共商大事,也可以站起來口誅筆伐,喋喋不休爭個沒完沒了,如果視此為民主政治的大表現,也不為過。

明乎此,安華被革職後很快與回教黨聯成一線,不足為奇。我們注意到,在1969年“513”事件後,被東姑阿都拉曼開除巫統黨籍的馬哈迪醫生也曾站在回教黨的論壇上,向東姑左右開弓。回教黨一貫來所持的態度是巫統排斥的有影響力的人,又是回教運動的朋友,一概開方便之門讓有關者有個場合抒發己見和高論。這一回不是馬哈迪有難,而是安華落難,當然有相同的理為安華打開方便,更何況安華曾是ABIM首腦,又是回教黨極力拉攏的人,且這種做法對回教黨十分有利,得以用安華的課題,炮轟巫統高層和馬哈迪(相信宿命論的人,會說這是風水輪流轉)。

無可否認的,回教黨是在我國獨立前就存在的一個馬來民族主義政黨。早期黨的領導人巴哈魯丁醫生曾參與馬來左派政黨,與布斯達曼合創人民黨。主張民族主義、回教與社會主義三結合。

回教黨在他的領導下,成為馬來社會中,除了巫統外的第二大政黨。在一定的基礎上,具有能力與巫統抗衡,又存在著對重大問題的共識。

歷史為我們提供的實例不少。例如1959年大選時,離開巫統另創“馬來亞獨立黨”,後又改名為“國家黨”的領導人拿督翁(巫統創辦人),為了取得在政治上的立足點,在回教黨合作下,才得以在丁加奴州勝得一個國議席。如果不是回教黨的協助,拿督翁恐怕會被巫統再次擊敗(這只是他個人的當選,整個國家黨則不成氣候,後來國家黨的丁加奴州議員回歸巫統,再加上一些回教黨州議員倒向巫統,回教黨的丁加奴州政府才宣告倒台)。

如前述及,東姑拉沙里在1987年離開巫統,創立“46精神黨”同樣不得不找回教黨合作。可見,回教黨在巫統人的心目中,不是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而是一對歡喜冤家,合合離離,打打鬧鬧。追溯1972年回教黨被拉薩拉進國陣,其他國陣成員黨皆無反對,如果不是後來巫統與回教黨對處理吉蘭丹人事問題上鬧翻,國陣其他成員黨那有不能與回教黨合作之道理?

(六)回教黨借安華脫胎換骨

安華的落難,馬上啟開回教黨的雙眼,不僅要抓緊時機擴大政治所影響力,更累積以前的經驗,牢牢地把安華捲起的力量與回教黨繫在一起(回教黨曾和拿督翁及東姑拉沙里合作,皆只屬鬆弛聯合,沒有約制力量)。

要做到這一點,回教黨本身便得重新檢討它的政策和調整步伐,讓本身變得更像巫統的政治取向,以消除非回教徒對它長期存在的隔閡和疑慮。

其一是突顯回教黨是一個關心全民的政黨,不局限在回教徒。

其二是,將重視課題擴大到宗教以外的政治國家大事,努力塑造一個新形象,不再守著過去偏重在宗教課題上。

其三是它比任何時候,都要表現出是一個足以和巫統平行的政黨。

正由於黨領導人意識到改絃易轍的重要性。在其黨報“HARAKAH”的新聞和言論方面,注入新的內容和精神,兼收並蓄不同的言論,包括不放過與安華有關的新聞。

這份每週二期的黨報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報份從7萬份的躍增三倍有餘(回教黨承認每期有廿餘萬份)。報份的銷量上昇,破了歷史記錄,証明安華事件已引起馬來社會的廣泛關注。回教黨如同脫胎換骨,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精神面貌。即使在東姑拉沙里與回教黨合作時期,也沒有出現過這種高潮和扣人心弦的激盪。

回教黨的這種明顯的轉變,用意在於同時極力爭取非馬來人的支持,它向行動黨領袖伸出友誼之手。甚至連卡巴星在十年前批評“回教黨要建立回教國,必須先從他屍體踏過去”的尖刻言論只作解釋性地表明回教本來就在憲法中被列為官方宗教,但尊重其他宗教自由,而回教黨追求的是在憲法規定的鬥爭,同樣不否定其他宗教自由並存,試圖以理服人。卡巴星為此言論最近向回教黨表示公開歉意。

“HARAKAH”黨報以封面頭條刊出,目的自然要使到馬來人無需抗拒行動黨。

即使行動黨在對待與回教黨合作上,採取非常謹憤和有距離的態度,最近以來也逐漸發現回教黨不再像以前那樣故步自封,甚且與行動黨和非政府組織成立了人民陣線,越來越有合作的可行性。這之中行動黨也不忘把林冠英的課題帶進馬來社會。

現在由安華夫人旺阿茲莎領導的“社會公正運動”(ADIL)起著平衡的槓桿作用,凝聚了回教與反對黨人,包括行動黨和人民黨的力量。雖屬非政黨組織,卻帶起安華的形象把目標對準馬哈迪醫生。

只要馬哈迪繼續領導巫統的一天,他們便矛頭對著巫統展開鬥爭,尤其放眼在未來的全國大選。

馬哈迪看準安華不是池中物,在革除其官職後,馬上又動用巫統的力量把安華開除出黨,這種“斬草除根”的政治手段是非比尋常的(有人形容拉薩“以黨治國”,馬哈迪“以國治黨”)。

過去,不論是慕沙或東姑拉沙里,他們在政府失去勢力後,仍被留在黨內,得以在黨內組成反對力量,幾乎上演“大水衝倒龍王廟”,險過剃頭。

馬哈迪經此深刻教訓,他對安華採取毫不容情的激烈手段,“一除兩革”,企圖把安華排在政治圈外。與此同時,又通過法律行動將安華控上法庭,這個過程的曲折迂迴,簡直令人瞠目結舌。審了70餘天的案件。其中,女人、性事、違反自然性行為及濫權完全暴露在陽光底下,後來又縮成濫權的重點。

安華案件轟動國內外。而且案中又有案,一宗接一宗,似乎沒完沒了。國內外媒體的追蹤搞到安華進入人們的生活中。正面的,負面的消息和評論統統出籠。從個人的守操到治國之道,條條都是大新聞。還有,就在安華被革職前一天,馬哈迪宣佈了十分痛苦,叫人跌破眼鏡的“資本管制”措施,來使國家的股匯市場馬上煞車,停止再往下滑。

先是經濟煞車,後是政治決裂。兩大突變,頃刻間在一夜發生,對國家的經濟政治結構重新洗牌,莊家是馬哈迪醫生。

似此爆炸性的“快刀斬亂麻”的手法,猶如7級大地震,難怪國內外傳媒報導不停;尤其是外國傳媒,更把矛頭向著當權派,使政府陷入窘境,十分不悅。

更大的衝擊又來自外國的領導人,遠近皆有。有為安華伸冤的,有為安華造勢的,有為安華辯護的,林林總總。最引致爭議的言論莫過於美國副總統戈爾在吉隆坡參加亞太經濟論壇公開支持安華的政改。

(七)馬哈迪調整巫統策略

整個政治氣候不斷昇溫,熱到沸騰,本地報刊天天有新聞。一方面是親政府的大報不斷鞭撻安華,另一方面則是回教黨報和國民醒黨運動的月刊明顯支持安華,大唱反調。難怪反對聲音的報刊銷量激增。

更叫人驚訝的是,大小書報攤出現的有關安華單行本和雜誌多到破記錄。我初步估計一下,單行本(絕大多數是馬來文)不下20本,雜誌型的安華專輯和定期雜誌不下50本 ,一本又一本出籠,有支持馬哈迪的,有支持安華的,有表態中立的,內容都是在倉促之間輯成的。因此重覆的、轉載的、摘錄的應有盡有,多到目不暇給。這肯定有市場,不然出版人要大出血賠大本。在此經濟不景時刻,能有此奇持現象,令人嘖嘖稱奇。

如果有人說安華事件不過爾爾,沒甚好重視的,這些書報的出現且有市場吸引讀者則告訴我們一件事實:安華熱方興未艾。

安華熱不是如同看得引人入勝的情節故事書這麼簡單,它挾著濃厚的政治氣息,是屬於一種政治大風大浪的鬥爭。

安華的峇東埔宣言和吉隆坡獨立廣場的擴大宣言,拋出了烈火莫熄(Reformation),吹了幾個月,有高潮和低潮,一直未成過去,而是大有政團為它注入政治的生命力量,幾近形成“安華新神話”。一個身繫囹圄的人,竟有此“通天本領”,實在不能等閒視之。

馬哈迪的重組內閣,改變初衷,並委任新副首相阿都拉,來安定局面。下令設立皇家調查團,公正處理安華被毆事件,解民疑;並逐步解除資本限制,實施撤資稅,來緩和外來投資者之不安,在在都是政府衝著安華的後遺症而採取的應變之道。整個做法是要把安華熱潮降溫,因為時間已是不容政府再等著看:沙巴州選在即,全國大選也要有所行動,馬哈迪必須扭轉局面,不得不與時間賽跑,防止原本的堅定支持者流向反對黨。

馬哈迪的調整戰略,也是一種政治改革,雖不談“烈火莫熄”,但“和平革命”一向來是馬哈迪的政治手腕。於是,我們看到巫統和政府要爭取非馬來人的支持,在政策上作相應的放寬。

既然回教黨正在改變傳統政策向非馬來人招手,巫統焉能無視,讓回教黨坐大,當然也要有積極的行動。

安華無形中成為兩個馬來政黨的催化劑。華社沒有因安華事件首當其衝。反而是執政的巫統,表現得更為友善和視善。馬哈迪並向華總直接表達,有問題和需求可即時向他反映。新任副揆阿都拉巴達威也表示要一些時間來研究華社的問題,與此同時,矢言重建警界形象。雖然總警長拉欣諾為表負責任,已宣佈辭職。這些日子來巫統所作的努力,試圖讓人看到是為社稷工作和爭取民心。

另一方面,回教黨也通過種種言行,試圖消除華社疑慮,且公開號召組成各民族的統一陣線,向國陣政府打壓。

這一下子,華社不成為何任一方的“負擔”,大家都意識到多元種族的國家,為全民服務是重要的。

我們因此看到,“烈火莫熄”的示威不是反對黨人發起的,回教黨沒介入其中。

雙方都在維持安定的局面,期望通過選舉決定勝負。

沒有因為安華事件帶來種族間的失調,國陣要團結一致,反對黨也要團結起來。

沒有因為安華的政改和馬哈迪的革新形象造成華社的不安,有的是大家都把焦點放在國家利益的政治鬥爭;放在經濟復甦是否有期可待?

今天的局面,與90年代初期東姑拉沙里率眾而對抗國陣有所不同。如果說當年是局限在上層和政黨鬥爭,今天則是涉及群眾的鬥爭。

難怪馬哈迪說他要用更多時間展開群眾運動,反擊安華所鼓起的群眾不滿情緒。

即使到今天為止,安華也沒否定巫統,即使已被革除黨職;官司纏身的他,是否有第二春呢?

大家都看到巫統所代表的馬來社會的堅強力量。

馬哈迪要從內部來鞏固巫統立於不敗的地位,由內打外。安華覆蓋的鬥爭層面是動員外來的力量來回返巫統,除非巫統不容於他,則回教黨聯合的陣線是安華退而求其次的政治鬥爭方式,由外打內。

華社正在觀望馬來社會對安華事件的不斷變化。

說穿了,政治鬥爭本來就是無情和殘酷的,馬來西亞今天的政治微妙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公開表明立場的大有人在,不公開表態的則有更多數不盡的沉默大多數,他們心裡想甚麼,沒有人可從表面上看出來。

以此推論,在來屆大選中,國陣友黨中參加混合選區候選人,已不能像過去那樣以為這是安全區了。

華社的政治取向,對未來政治模式的確定,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我們大家都將是未來歷史的見証人和判決者。

(1999年2月16日)

(一)安華被革職,起因於烏米的告密函。這是兩本有關安華涉及案件的單行本。

(二)外國雜誌說,馬哈迪與安華的鬥爭在於爭取領導權。

(三)安華被革職後,掀起“烈火莫熄”運動,火箭報爭取出線,圖文報導。

(四)馬哈迪向外國雜誌表現強人政治,按自己方式治國。

(五)回教黨黨報“HARAKAH”向華社招手,明顯改變政治方針。

(六)國民醒黨運動的“ALIRAN”月刊,靠向安華抨擊馬哈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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