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進入分析華人在﹝五一三﹞悲劇後的政治思潮變化之前，談論﹝五一三﹞悲劇發生的因素不會是沒有意義的。根據許多論述指出，在﹝五一三﹞之前，即四月廿四日，一名巫統人員在日落洞被打死，接著在五月四日，一名社陣青年林順成在吉隆坡甲洞區塗寫杯葛大選標語，與警方發生沖突而被擊斃，社陣的勞工黨支持者在五月九日(投票日前夕)在吉隆坡舉行大規模的葬禮遊行，送殯者估計超過一萬人，途經吉隆坡市中心，沿途高舉抗議布條與高呼口號，致各主要街道頓形擁塞。當時之種族氣氛已達危險高峰，幸而在抑制下，不至衝突才得以避免。

東姑認為，這與共黨有關。他說：出殯遊行鼓起了高度的反政府情緒。這是借出殯之名的共黨示威行動。是吉隆坡最敵視的事件，遊行佔據整天的時間，隊伍長達五哩，有更多人站在五腳基及路旁給予鼓勵。有三名人士趨向警方要求准許遊行，計兩名華人(一男一女)和一名馬來人。華人是勞工黨甲洞支部的執委，馬來人是當時馬大學生會主席。

遊行隊伍由五百輛摩多西卡帶頭，它們停在人民信托局Mara大廈前。當隊伍經過巫統總部時，隊伍停下向政府及巫統發出強烈的口頭攻擊。

他們事實上要求在五月十日舉行出殯遊行，但當天是投票日，這是不可能的，因此警方允許提前一天舉行。

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允許他們遊行？沒有人可以回答。

接著是選舉過後的大規模勝利進行。

在悲劇發生後，東姑阿都拉曼將這不幸事件的發生歸咎於共黨份子。他說：“﹝五一三﹞事件是共黨及反國家份子有計劃的陰謀，這一小部份人的目的，在於企圖製造暴亂來推翻政府，因為他們已尋找不到其他途徑，可以使本部民主滅亡，使政府被推翻。”

雖然政府還一味地歸咎於共黨及私會黨，但反對黨則表示願提供協助。依靠保安隊伍，局面已受到控制，漸漸的縮短戒嚴的時間。

內政部長敦依斯邁醫生則有如下的看法：每一個人認為共黨應對騷亂負起責任。較後我們發現共黨與我們一樣感到震驚。

同時，敦依斯邁對局勢有進一步的看法，他說：目前馬來西亞並沒有真正的多元民族政治組織，那些自稱多元種族的政黨，仍然基於選民的種族作為基礎法定他們的候選人。現時政治結構並不意味政黨不能朝向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而工作。我不知道何種形式的政府最適合本邦，各種形式的政府均有其冒險性。譬如說，民主可以被利用，軍事政府則演成政變及新政變。無論如何，民主已在馬來西亞存在了十二年之久，只有在吉隆坡形成政治困境，由於強走種族路線而釀成麻煩。

對於多數政治家及政論家而言，五一三事件是種族主義的幽靈所導致，當然也因為涉及各種事件而產生了牽連作用。已有遠因，亦有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