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五一三”暴亂事件震撼舉國上下，這是五月十日大選成績揭曉後帶來的後遺症，造成人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而事後所進行的彌補工作是為馬來西亞歷史的轉捩點，形成國家歷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分水嶺。
要談論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有必要對大選前的背景作一概括性的簡述。

在聯盟方面，一向來是對大選充滿信心的。在東姑阿都拉曼領導下，他仍然認為聯盟將會再一次取得壓倒性勝利，因此在一九六八年時，便積極佈置競選工作，以迎接一九六九年的大選。 聯盟對競選的無所畏懼，是基於下列理由：首先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已所帶動的團總組織已失去重心而不再對聯盟構成嚴重的威脅。其二，中央政府已成功地化解東馬的政治危機，包括解除敦福爾(唐納史蒂芬的沙巴首席部長職)，讓步給過渡時期的羅思仁，在一九七六年州選後，親東姑的敦莫斯打化崛起成為首席部長。在砂勞越，也通過國會修改憲法，解除與中央持異議的拿督加隆寧甘的首席部長職位，改由達威施里接任，抑制了砂州的離心運動。

其三，在馬來西亞半島，最大的左派反對黨社陣已告分裂，同時在主客觀因素下，勞工黨宣佈抵制大選，剪除了對聯盟的威脅，剩下的人民黨的勢力也因有所局限，不被認為可以發揮重大的作用。其他的反對黨，如走溫和社會主義路線的民政黨(民聯黨的前身)，不被視為主要的挑戰者，而有所警惕的是從人民行動黨易名為民主行動黨所鼓吹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政治口號。不過，從一九六四年人民行動黨的浩大聲勢下只取得一個國會議席來看，聯盟並不以為民行黨具有很大的威脅性。

從聯盟的立場分析，反對黨不但力量有限，而且各自為政，不成氣候。反觀聯盟，繼續領導三大民族攜手合作。不遇，聯盟對於回教黨的勢力卻不能掉以輕心。只是政府當時認為，頂多回教黨繼續控制吉蘭丹州政權，其他方面不會有多大的改變，更不可能取代巫統組織中央政府。

對外方面，馬來西亞已成功地和印尼復交，不再面對外來的壓力，雖然菲律賓對沙巴主權的爭執仍存在，這個問題還不是一個爆炸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