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在這方面的思想轉變在後來成為非常深遠的影響。因為這表示了多數華人選民支持馬來西亞，不是反對馬來西亞。同時也反映出社陣與當時的印尼同樣的反對馬來西亞，並未取得華人的廣泛支持。由此也証明一點：馬來西亞的華人需要的是一個安定的環境與和平的國家，不想把命運寄托有被認為與印尼的左派有聯繫者手裏。雖然不能明顯地解釋這是華人從種族的利益看問題，但確然發揮了華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看法－－支持執政黨和結予馬華公會支持的力量。
馬華參加卅三席，取得廿七席。可謂成績可觀，包括華人眾多的選區也告捷，如馬六甲市區陳期岳(曾於六四年大選前解散馬來亞黨，重回馬華懷抱)，金寶，安順，武吉免登，芙蓉西東區及檳島北區與峇眼區(包括大山腳)。

“而後，馬華領袖敦陳修信等卻因一九六四年國會大選的空前勝利而自滿，誤以為其支特達立教育報書之立場已獲得華人社會普遍接受，竟不自覺這項勝利是因為馬印對抗，國難當前，華人社會暫時擱置種族問題於一邊，一致支持國家的效忠表現，故而使馬華在參加卅三個國會議席中贏得廿七個席位。”

當達立報告書於一九六０年發表後，董教總就和馬華的領袖有不同的看法，梁宇皋(曾任內閣部長，獨立後一度出任馬六甲州長﹝現稱州元首﹞)就曾與董教總領袖公開罵戰。

雖然這是一個爭論的課題，但一九六四年大選主題是“馬印對抗”，其他的問題也就顯得不是很重要。

教育問題從六十年代開始，尖銳地反映了英文教育的華人領袖和華文教育的領袖之間的矛盾鬥爭，進而使華人從思想上的分歧轉而成為對教育問題的對立。

不過，六四年以後的政治變化是相當大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或改變了華人的思潮。以下是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概述：